鼓励多主体多形式参与科技创新 ——政协委员们谈基础研究与科技自主创新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

“十三五”以来，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决定性成就，科技实力明显增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提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今年两会上，“科技创新”“基础研究”成为科技界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加快实施战略性基础研究计划

基础研究是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科技创新之源。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规划和部署战略性基础研究计划，是建设好国家基础研究体系的重要举措。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制订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事实上，从2016年开始，科技领域的多位政协委员就连续多年以提案形式呼吁设立独立的战略性基础研究计划，确保我国基础研究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2018年1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给科技领域提出了一个重大命题，就是要“制定实施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

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科协主席饶子和认为，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进步迅速，但与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相比还有差距，也存在一些问题。上游基础理论、基础材料等存在短板，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被“卡脖子”；科学计划实施周期过短，部分基础研究领域缺乏长期坚持；且基础研究已不再是探索自然的“纯科学”，需要更关注世界科技最前沿，更紧密地联系国家重大需求，重点解决国家在基础理论、底层技术、基础材料、基础软件等方面的重大需求；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合并管理，客观上削弱了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成熟一个、启动一个”的专项设置方式，客观上造成“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现象，不利于国家的顶层设计。

他建议，要重新对基础研究的范畴进行界定。战略性基础研究计划的内容应明确和细化。其内容应坚持引领当代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坚持围绕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大战略需求、坚持解决关键领域的核心科技问题。要从全局统筹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相关部门要组织遴选各领域的资深专家组建工作专班，对战略性基础研究计划的总体布局进行咨询和管理。且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应保持长期性和稳定性，保持财政对科学计划的长期稳定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加大投入规模，提高投入强度。还应与基地、人才队伍、投入结构、创新环境、国际合作等多方面协同发展。

推动企业科技研发与国家科技计划体系融合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

科技发展历程表明，企业、科研院所、高校、高等职业教育机构，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等，是创新体系的基础。促进科技成果加快转化，推动科技创新实现“四个面向”，需要依靠企业发挥更大作用。

数据显示，2019年企业科技研发经费在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中占比已达到77.4%，成为科技创新的主要力量，正在全面参与建设科技强国。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唐复平表示，企业应抓好大项目牵引，部署一批国家级重大项目攻关任务，把最好的资源配备上来，加快解决一批“卡脖子”技术难题，催生一批突破性标志性科技成果，努力掌握科技发展主动权。

但从目前情况看，我国企业在参与科技创新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重庆市委副主委丁时勇表示，当前我国企业科技研发与国家科技计划体系尚未形成合力。企业科技研发与国家科技计划体系呈现条块分割状态，高校、科研机构的科技创新与企业研发存在条块分割，定位不清，重复交叉等问题；以科技计划体系为抓手的科技管理模式导致企业科技创新研发需求未能有效传递到科技管理部门；不同性质的研发主体在体制机制、资源配置、科研组织、人员管理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导致了科研力量分散、科技资源难以共享、科技成果转化路径不畅；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科技人员等考核方式互不认同，限制了科研人员在三大板块间的交叉与流动，导致研发成果转化不足，很难实现相互支撑。

丁时勇建议，要以科技创新需求为导向，将高校、企业和科研机构三大科技研发板块统筹整合到国家科技计划体系中，加强三大板块功能性分工，完善国家科技计划体系；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基础，以促进产业链升级为目标，引领企业科技研发深度融合国家科技计划体系；建立科技计划体系面向企业发展、科技需求和企业科研人员的产出模式，强化科技计划成果转化，引导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人员托举企业科技研发走上台前；建设新型研发机构和科技创新生态，探索创新体系效能提升；构建科技人员服务企业新机制，探索人才融合创新模式。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战略科技力量，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就此，唐复平表示，企业要紧紧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核心主业需要，加强科技创新顶层设计和总体谋划，积极参与国家重点实验室优化重组，加强现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要清晰界定不同创新主体的功能定位，优化资源布局，打造应用基础研究、前瞻性技术研发、共性关键技术开发、产业化应用的梯次递进研发体系。

强化转制科研院所等创新支撑作用

在科研领域，转制科研院所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产业基础共性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的重要支撑。如何能更好发挥转制科研院所独特的作用，对有效突破产业瓶颈、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党委委员王翠坤表示，由于体制机制等因素限制，转制科研院所在对科技创新支撑作用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科研院所转制为企业后，缺乏有效经费支持，“公益性”研发积极性不高；转制科研院所的现行绩效考核政策体系以效益为导向，适用于科技成果转化的考核评价体系尚未有效建立，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较弱；激励机制难以落地，人才流失有加大趋势。转制科研院所虽然完成了企业化改革，但适应市场化经营的激励机制、薪酬机制仍未完全建立，人才流失严重。

王翠坤建议，进一步明确转制科研院所在基础性、社会公益性、国家战略性等科研工作中的地位。进一步加大促进转制科研院所科技创新的改革力度，做强做优做大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统筹转制科研院所创新资源，搭建高层次技术创新平台，在重大项目和经费上给予政策倾斜。加大对转制科研院所创新考核权重，促进转制科研院所大幅增加科技创新投入；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前提下，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的评价指标体系。推动转制科研院所更好地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加大对转制科研院所技术创新的稳定投入和政策激励，提升研发投入效率。

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桃林则表示，科研院所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载体，其分类改革是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深化完善科研院所分类改革，对于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不同类型科研院所的功能定位和核心使命，进一步提升科研院所发展活力和创新能力，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科学界定科研院所性质类别，对于目前主要承担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前沿高新技术研究、共性关键技术研究以及重大技术集成与示范等公益性职能任务的拟转企科研院所，应体现其公益性质，按公益类科研机构运行和管理，同时建立以财政支持为主、社会参与为辅的持续稳定运行机制。对以技术开发类为主的科研机构，要坚持企业化转制方向，建立市场导向的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机制。此外，还要强化不同类型科研机构之间的分工协作与联合攻关。要建立现代科研院所管理制度，完善章程管理，强化绩效评价，推进改革集成，提升科研机构自主创新能力和支撑服务能力。要完善改革配套政策体系，加强财政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及公益性科技活动，同时，激发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引导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要素自由流动。要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让“松绑”“放活”政策尽快落实；推行科研负面清单制度；深化科技成果产权改革，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以“揭榜挂帅”促进科技创新高效实施

原创性和引领性科技攻关对于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意义重大。而创新的力量蕴藏在全社会之中，创新的资源理应向全社会开放。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深入谋划推进“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改革科技重大专项实施方式，推广“揭榜挂帅”等机制。

“揭榜挂帅”，就是把需要的关键核心技术项目张出榜来，英雄不论出处，谁有本事谁就揭榜。这一举措能够充分发挥各个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使得重点项目的攻关得到高效落实和迅速推进，有利于培育一批有竞争力、能打胜仗、能打硬仗的技术能手和产业尖兵。

应该说，“揭榜挂帅”是国家从顶层设计上积极探索更加开放、更加灵活的一种科研管理模式，可以充分调动全社会参与创新的积极性，有效提升我国科研活动的创新质量和绩效。

“创新需要打破陈规、跳出框框。‘挂帅揭榜’悬赏制以结果为导向，科研资助关口后移，压缩不必要管理环节，让创新主体各展其能、竞相争夺，促进科研活动从‘找项目’‘拼关系’转向‘拼能力’‘拼创意’。”全国政协委员、民盟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主委冀永强表示，现行的科研“门槛”过高，科研资源过度集中，容易导致获得科研项目的机会不平等，抑制潜在创新人才的发展。

他建议，要积极鼓励探索“揭榜挂帅”等悬赏制科研模式，开辟“多条赛道”，丰富科研资助模式，聚焦“短平快”应用型难题的突破，有效冲破“专业壁垒”、促进社会融合创新，使社会参与更加便捷可行。同时，推动政府科研管理机构与企事业单位加强合作，围绕企业关键技术、行业共性技术、公益科技等方面的难题，建立“悬赏制科研”合作机制，引导科技创新与国家需求、行业需求、企业需求的有机统一。加快制定相关制度，明确方向和范围、项目征集机制、定价机制、经费支持渠道以及知识产权归属等问题，鼓励、推动和指导科研资助机构加快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