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四特别精神”的由来与发展

　　◎  赵腊平

　　“四特别精神”广为传颂，并且成为一些地方与行业的精神标识。我们知道，载人航天精神是航天传统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的赓续与延伸。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将“载人航天精神”概括总结为20个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再如地勘行业，谈到行业精神时，在提到弘扬“三光荣”精神的同时，有时候也会在其后面加上“四特别”，即“三光荣、四特别”精神。尽管由于地域和行业的特点，“四特别精神”中的具体表述可能略有不同，但其主要的意旨、内涵与要求是一致的，是激发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包括广大的科技人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私奉献、建功立业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

　　我们知道，“三光荣”精神是在1983年全国地质系统模范政治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正式提出来的，指“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这既是地质系统以往思想政治工作经验的结晶，又给后来地质地勘系统的思想工作提出了任务、指明了方向。实践证明：“三光荣”对于发扬地质队伍优良传统，弘扬地勘文化，促进地勘事业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被称为搞好地质找矿工作的“三大法宝”“地质之魂”。有关“三光荣”精神的由来论述较多，且已有定论，这里不再赘述。本文着重追溯“四特别精神”的由来，以飨读者。

　　有关“四特别精神”到底由何而来？说法主要有二：

　　其一：192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说道，“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他们特别能战斗。”这是“四个特别精神”的起源。

　　开滦煤矿是直隶省(今河北省)开平、滦县一带煤矿的总称，建于1878年，是建成最早、规模最大的晚清洋务运动的标志性企业，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1900年，英国资本家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际骗占了开滦煤矿，以攫取中国的煤矿资源。

　　当时，开滦煤矿已有3万多工人。工人没有自己的组织，而是依附于包工大柜。各个包工大柜都是由带有帮会性质的地方势力把持，为了各自利益，经常相互倾轧。在这种情况下，开滦工人身受英日帝国主义、英资本家和封建帮会势力的三重压迫，工人们没有任何自由可言，生活极端艰难困苦，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境遇极其悲惨。

　　1919年3月，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以笔名“明明”在《每周评论》发表文章《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深刻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残暴剥削。文中写道：“工人的生活，尚不如骡马的生活；工人的生命，尚不如骡马的生命了。”

　　1916年，俄国因战争缺乏大量工人，英国资本家通过开滦矿务局为俄国煤矿招募劳工633名，将他们骗卖到俄国去服劳役。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开滦劳工正在俄国煤矿。这些矿工在俄国不但亲眼看到了十月革命，很多人还亲身参加了俄国的工人赤卫队和红军，参加过武装斗争，有的还聆听过列宁的讲话。3年期满后，这些劳工回到开滦。他们将在俄国耳闻目睹的革命情况在矿区到处传扬：“资本家压迫工人，俄国工人就和资本家斗争，他们的方法是罢工。工人团结起来才能打倒资本家。”“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赶走了资本家，工厂归工人管了。”这种真人实事的宣传，对激发矿工的革命觉醒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指示中共北方区委组织开滦工人罢工。他指出：“过去开滦煤矿工人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进行了无数次罢工，但很难达到目的。”“要组织各矿工人尽快联合起来，在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的领导下，进行有意识自觉地罢工。”1922年8月底，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来到开滦煤矿进行调查，了解开滦工人状况，为罢工做准备，并派罗章龙、王尽美、邓培等人对罢工进行组织和指导。

开滦煤矿工人工罢工

　　1922年10月16日，“开滦五矿工人俱乐部”成立，选派工人代表向矿方递交请愿书，提出增加工资补偿金、休假、伤亡抚恤金、退休金等6项改善经济待遇要求。随后又增加了“应承认五矿工人俱乐部有权代表全体工人；以后场中雇佣工人及开除工人，须经职工委员会即五矿俱乐部同意”等四条。这是在全国第一次提出工人俱乐部（即工会组织）有代表工人之权，开除工人须经工会同意等政治要求。这些要求，击中了资本家要害，立即遭到拒绝。

　　1922年10月23日，三万矿工参加、震惊世界的“五矿联盟”大罢工爆发，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相互勾结，对大罢工进行血腥镇压，打死工人6人，打伤57人。在工人斗争最困难的时候，李大钊联络部分国会议员，联名向军阀政府施压。

　　五矿同盟大罢工坚持了27天，这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不多见的。虽然遭受挫折，但是影响巨大，最后，英帝国主义者不得不答应给工人增加一部分工资。更重要的是，这次罢工把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推向了高潮。

开滦煤矿工人工罢工

　　1922年11月，《向导》刊文称，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标志着“我国近代产业的工人觉醒了，他们已经不像从前一样是一个没有意志的奴隶”。

　　据陈昌先生撰文认为，毛泽东之所以作出开滦煤矿等矿工“特别能战斗”的论断，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工人集中，人数众多。1922年，开滦工人达到了37000人，占当时中国采煤工人总数的六分之一。这种集中使矿工能够在斗争中很快组织起来，发挥威力。二是经济地位低下。据资料介绍，当时开滦矿工的工资水平低得可怜。1920年，唐山矿煤工的日工资为44枚铜元，帮煤工的工资更低，只有32枚铜元。而由包工供给食宿的单身矿工每日的伙食费就要18枚铜元，矿工本人仅吃饭项就占去工资收入的一半左右。连资本家不得不承认：“如果一个矿工想挣得比他能糊口的钱多一点，只有每天打两个连班。”另外，资本家为了追求高额利润，根本不顾工人死活，井下伤亡事故频繁发生。1920年10月14日，唐山矿发生的一起瓦斯爆炸事故，就死亡431人，受伤120人，造成了一起震惊中外的人间惨祸。

　　“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枷锁,而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开滦矿工处在这样的境地，他们怎能不反抗、不斗争？于是，“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就在广大矿工求生存、争自由，与资本家的斗争过程中诞生了。

开滦煤矿工人工罢工

　　1925年12月，毛泽东在得知开滦煤矿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大规模的罢工后，激动地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写道：“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我们看罢工运动，如海员罢工、铁路罢工、开滦和焦作煤矿罢工、沙面罢工以及‘五卅’后上海香港两处的大罢工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

　　随着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革命斗争的深入、持续而不断发展，这种“特别能战斗的精神”最终成为最勇敢、最坚决、最无私、最彻底的革命精神。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广大矿工继承与弘扬“特别能战斗”的精神，这种精神发展成为整个矿业战线的革命精神。

　　1973年12月18日，新华社以《“他们特别能战斗”——记开滦煤矿的革命矿风》为题，首次将开滦矿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表现的敢于克服困难与挫折，永不服输的革命精神用“特别能战斗”来表述。

　　1975年10月~11月，煤炭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5000人参加全国煤矿采掘队长会议，通过了《学大庆、赶开滦，为建设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而奋斗》报告，报告阐明了发展煤炭工业必须建立建设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并把队伍建设扎根在基层，并提出了“特别能战斗”队伍的七条标准。

　　1976年，煤炭部创办《他们特别能战斗》月刊，系统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歌颂煤矿工人吃苦耐劳、大公无私的精神等。“特别能战斗”不仅成为开滦煤矿的口号和精神，也叫响了全国，成为了矿业行业最有影响的口号和精神，成为矿业职工牢记使命、勇于担当、吃苦耐劳、无私奉献、创新发展精神的生动体现。

　　有专家分析认为，“四个特别”精神正是由矿业行业的“特别能战斗”精神不断丰富与发展而来的。

　　其二：“老西藏精神”，即“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引起地矿行业职工的强烈共鸣，根据行业自身的特点，提炼出了符合本行业特点的“四特别精神”。

　　有道是：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氧气，最宝贵的是精神。什么精神？“老西藏精神”！什么是“老西藏精神”？是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为核心的革命精神。那么，“老西藏精神”是怎么发展而来的呢？

　　西藏，人称“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极”，平均海拔高度在4000米以上，年平均含氧量不足内地的65%，而紫外线辐射量却超过内地平均值的8倍，是“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之一”。

　　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党中央的一声号令，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为主力的进藏部队担负起解放西藏的任务，他们发出了“坚决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让幸福的花朵开遍全西藏”的铿锵誓言。面对山高谷深、交通闭塞、高寒缺氧、险阻重重、语言不通、风俗不同等极其艰苦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官兵们一边进军、一边修路。遇到高山，他们就依山造路；遇到大河，他们就入水搭桥；缺乏食物，他们吃树皮草根充饥……在高原徒步行军3000公里，历时一年零九个月，完成了进军西藏的使命。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从此，西藏走上了由黑暗到光明、由落后到进步、由贫穷到富裕、由专制到民主、由封闭到开放的康庄大道。

进藏部队先遣连

　　之后破山修路。在当年艰苦的自然和施工条件下，十八军将士们以“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的气魄，硬是用铁锤、钢钎、铁锹、镐头这些简陋工具，劈开悬崖峭壁，征服险川大河……从四川到西藏，2000多公里的川藏公路平均每1公里就有超过1名建设者牺牲。在世界屋脊之上，创造了世界筑路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

进藏部队翻雪山

　　紧接着，开荒生产。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藏，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生活条件艰苦，仍属于贫穷、落后的农奴制社会地区。十八军进驻西藏后，全军积极响应军委“向荒野进军、向土地要粮、向沙滩要菜”的号召，立足高原，自力更生、艰苦卓绝，在拉萨河畔的荆棘林中、沙石滩上开荒种地，生产了大批粮食和蔬菜……随后，驻藏部队在平叛和民主改革、自卫反击战、建设新西藏的岁月里，同样展现出艰苦奋斗、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优秀品德，这是“老西藏精神”的发端之一，也使“老西藏精神”具有了“爱国主义、自力更生、吃苦耐劳、边疆为家”等基本内涵。

进藏部队修路

　　可以说，“老西藏精神”在革命斗争的锤炼中产生，也在岁月的变迁中得到不断继承和发展。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促成西藏和平解放，到西藏军民共同展开平叛斗争、民主改革，打赢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再到西藏迈上改革开放伟大征程，“老西藏精神”贯穿于西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是凝聚各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在和平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伟大历程中，孕育传承了“老西藏精神”。驻藏部队在平叛斗争、民主改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展了“老西藏精神”，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思想阵地的激烈交锋，升华了“老西藏精神”。一批批来自祖国各地的建设者来到雪域高原，参与西藏建设。后期进藏的同志，将十八军进藏官兵尊称为“老同志”；60年代后进藏的干部，又把50年代进藏的称为“老西藏”；再往后，人们把80年代前在藏工作的各族干部都叫作“老西藏”。

　　“老西藏”人在极为特殊的环境和复杂的情况中创造了令世人惊叹的辉煌人生和骄人业绩，同时也付出了鲜血、汗水乃至生命代价。毫无疑问，是他们让“老西藏精神”成为一面影响深远的鲜艳旗帜。正因为“老西藏”能量大，功勋卓著，为西藏地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因之把这些“老西藏”身上体现出来的精神称为“十八军精神”或“老西藏精神”。

进军西藏路线图

　　“老西藏精神”是我党我军优良传统与西藏革命建设特殊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驻藏部队几代官兵在西藏特殊的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在进军、作战、执勤、生产等各项任务中，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创业，特别能奉献”为基本内容，卓有成效地继承和发展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同西藏各族人民一道前仆后继、百折不挠、 英勇奋斗凝结而成的宝贵精神财富。

　　1990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考察西藏，在听取各方面的汇报后，提出了发扬“老西藏精神”的号召，并将这一伟大精神高度地概括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创业。”

　　2001年3月5日，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时任西藏代表团团长的热地，建议把“特别能团结”丰富到“老西藏精神”中去，这一建议被中央采纳，于是形成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

　　“老西藏精神”具体有什么蕴含呢？

　　“特别能吃苦”，就是在执行任务中表现出来的艰苦奋斗、攻坚克难和苦中作乐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进藏之初，西藏地区的艰苦环境和落后条件，常人是难以想象的。当时，为了填饱肚子和发展生产，十八军的指战员积极响应军委“向荒野进军、向土地要粮、向沙滩要菜”的号召，立足高原，艰苦奋斗，用鲜血和汗水开荒生产了大批粮食和蔬菜，使部队在高原上站稳了脚跟；并且以“叫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在世界屋脊上修建了川藏、青藏公路，使生命禁区成为坦途。之后，又经过一辈辈“老西藏”们的艰辛付出，逐步改变了西藏地区的贫穷落后面貌。

　　“特别能忍耐”，就是在高原地区长期高寒缺氧、条件艰苦、物资匮乏的情况下，“老西藏”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坚韧不拔、以祖国大局为重的自觉忍耐精神。西藏地区所在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达到4000米，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原，号称“世界屋脊”。这里年平均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下，因为空气含氧量少，生存环境极为恶劣，以至于刘伯承、彭德怀同志认为进军西藏无异于“第二次长征”。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老西藏”们听从党中央号召，以祖国建设大局为重，数十年如一日忠于职守，毫无怨言扎根边疆，忍受住了自然环境的艰苦与物质条件的匮乏，以顽强的精神毅力，在这片广袤的高原上挥洒自己的青春和汗水，甚至不少人还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特别能战斗”，就是在履行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神圣使命中，体现出的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和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和争取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进藏之初的昌都战役中，英勇的十八军将士英勇无畏、克敌制胜，粉碎了少数分裂主义势力妄图分裂祖国的图谋。进藏之后，戍边卫国成为进藏部队肩负的重要职责。在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参战的十八军部队人员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顽强作战，最终取得了作战的胜利，捍卫了祖国边疆的神圣不受侵犯。后来，毛泽东对这一精神大加赞赏和肯定，并且号召全国军民学习弘扬这种精神。

　　“特别能团结”，就是在与藏地各民族各阶层相处的过程中，驻藏军民能够模范遵守党的民族政策与宗教政策，注重团结民众，具有坚强的组织纪律观念。西藏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杂居地区，民族宗教问题错综复杂。对此，早在十八军受令进藏任务之初，时任西南军区政委的邓小平就郑重交代军部领导张国华同志，进藏部队所担负的任务不完全是单纯的军事任务，更重要的是政治任务，要慎重稳进，妥善处理民族宗教问题。进藏部队和干部牢记嘱托，以勤政爱民的实际行动，做到了与西藏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在最大程度上团结了西藏各阶层人民，消除了汉藏民族隔阂，加强了民族团结。

拉萨布达拉宫

　　“特别能奉献”，就是在长期的驻藏援藏期间，一批批“老西藏”们表现出的公而忘私、甘于奉献的革命精神。建设西藏不是一朝一夕、一代人两代人就能完成的事情，而是需要长久地投入、持续地建设，必须立足于长期建藏思想。长期以来，一批批援藏干部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在雪域高原上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心血、汗水和青春。修建川藏公路，10万筑路大军在冰峰雪岭之间，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几乎每向前延伸一公里就有一名同志献出宝贵的生命。青藏铁路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有4万多名建设者为它的修筑付出艰苦努力。

　　所有这些，无不显示了“老西藏精神”强大的感召力、无穷的生命力。

　　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大力弘扬“老西藏精神”。

　　早在2011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作为中央代表团团长，率团赴西藏出席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几次发表重要讲话，都提及“老西藏精神”。他说：“长期以来，在西藏工作的同志们和西藏各族群众心心相印，始终坚持讲政治、顾大局，不畏艰难、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智慧和力量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批批援藏干部继承和发扬‘老西藏精神’，为西藏的改革发展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

　　2013年3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西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希望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紧紧抓住历史机遇，大力弘扬“老西藏精神”。

　　2015年8月，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着重谈到了“老西藏精神”的重要性，指出：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氧气，最宝贵的是精神。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共产党员舍弃常人所拥有的、放弃常人所享受的，扎根雪域高原，矢志艰苦奋斗。广大党员、干部要发扬优良传统，不断为“老西藏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这实际上是在新形势下为更好推动西藏科学发展提出了要求，也是对广大援藏干部的激励和召唤。

　　2020年8月，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提及“老西藏精神”：广大干部特别是西藏干部要发扬“老西藏精神”，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在工作中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增强能力、锤炼作风。

　　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期间，再次强调要大力发扬“老西藏精神”。

　　“老西藏精神”是党在解放、建设西藏过程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广大党员、干部在西藏艰苦奋斗、长期坚守、无私奉献的强大精神支撑，是我党我军光荣传统的继承发展与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写照。

　　如今，“老西藏精神”不仅成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强大动力，也成为包括地勘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的干部职工共同追求的精神价值，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

　　（作者系高级记者，中国矿业报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