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史话 | 翁文灏：年少知自勉，扶弱佐中兴（三）

　　翁文灏生于浙江省鄞县（现鄞州区）石塘镇的“枕山居”。目睹家族的盛衰荣枯让他自幼通晓“自力更生需崛起”。而其年少所处的故乡成长环境，又与晚清以来渐衰而屈辱的中国国运息息相关。年幼的翁文灏亲眼目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行径，“心方始悟国基摇”的忧患意识油然而生。

　　1902年，13岁的翁文灏考中秀才。但他并未像所有古书上记载的年少成名的才子那般一心求取功名献身仕途，而是时刻郁结着国势衰微、山河破碎的忧患意识。于是，他开始经常拜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郑观应撰写的《盛世危言》等新兴时论报刊。所以，当清廷宣布废除科举制时，翁文灏并未彷徨不安，而是抱着“我虽年少知自勉，须扶衰弱佐中兴”的慷慨救国之志，愉悦地决定去上海考新式洋学堂。1906年，翁文灏如愿考入上海震旦学院，两年后以第7名的优异成绩考取浙江省官费留学，前往比利时求学深造。

　　创地质所，成就地学

　　1913年，翁文灏以另辟蹊径的论题方向，撰写了被其导师优评为“材料丰富、方法先进、立论清晰、论理透辟”的一篇研究比利时火成岩石的地质论文，得到了鲁汶大学校方最优等的肯定，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他回国时，正值地质学家丁文江等人创办地质研究所。翁文灏受邀担任研究所讲师，主讲矿物学、岩石学等课程，并用法文编写了《地质学讲义》（系中国人编写的第一本地质学讲义）。

　　1922年，翁文灏继任地质研究所所长。他十分重视野外实地调研，亲自带领学生到中国各地实地调查，在实践中求真知，为中国培养出第一代优秀的地质工作者。同年，翁文灏赴比利时出席第十三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在会上发表多篇论文，一鸣惊人。会议结束时，他当选为国际地质学会副会长。

　　1924 年，他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之后，他相继发表《中国山脉考》《中国地理学中的几个错误的原则》《中国地势》等著述，奠定了其在中国地质学界的中心地位。

　　年少知自勉，扶弱佐中兴

　　在留学回国之初，面对众多的职业选择，翁文灏没有去当高薪的总工程师，只是为了“不为洋人工作”。他北上北京任地质研究所讲师，投身培养中国地质人才的事业之中，在极其艰难中开创了中国近代地质科学事业。

　　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日寇侵华日盛，中华民族于生死存亡中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作为爱国学者，翁文灏内心极其震动，念及国家前途，忧从中来，寝食难安。他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我的意见不过如此》。他认为：“在这种国破家亡的时候，环境及良心都不允许我们在职业工作之外不想别的心思。”“政者正也。无论什么制度，其最重要的目的只在有法子使好的、有能力的人能够上去当政，不行的或不相宜的能够和平的下来。”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中华儿女展开了“一寸河山一寸血”的全民族抗战。同年12月22日，已然从政的翁文灏致函地质所同仁，要求“我所同人务必全体忠心爱国，切勿做汉奸，切勿附敌国，为中国做好国民，亦是为本人取得好名誉。”他表示：“科学的真理是无国界的，但科学人才、科学材料、科学工作的地方都是有国界的。”他还号召该所同仁认清自己的责任，以更积极的精神，迅速分途工作，争取“工作的结果使开发地利的人们有所参考，给许多其他工作的人们做一种为国效力的榜样。” 

　　为救国家，翁文灏弃学从政，应蒋介石之邀参加南京政府工作。他先后担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为“资源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秘书长、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工矿调整处处长等职，是抗战时期大后方工矿建设的最高主持人。1948年，翁文灏被评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在他的推动督促下，抗战时期大后方工矿企业从无到有，为坚持抗战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力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文能写诗词，武能走江山

　　在从政中，翁文灏始终不失书生本色，坚持廉洁奉公、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为国家复兴富强作出了贡献；而在科学研究上，他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在地调和矿调事业上，翁文灏主持了地质调查所的大面积地质调查和地质填图工作，并在1919年完成了《中国矿产志略》，广泛涉猎各类矿产资源的调查，还发表了《中国矿产区域论》、《中国矿床生成之时代》等多篇论文，关注范围从山东省、辽东省、秦岭地区、陕甘盆地到整个长江以南地区。

　　在地震调查与监测研究方面，1921年4月翁文灏率王烈、谢家荣等人赴甘肃海原（今属宁夏）进行8.5级大地震调查，广泛统计和记录各类宏观震害现象，还拍摄了宝贵的影像资料，返京后参考中国地方史籍和地方志关于地震的资料，结合实际震害表征情况进行了科学总结。1922年在第12届国际地质学大会上，还发表了《中国某些地质构造对地震之影响》的论文。

　　在地图学和地理科学教育方面，有段时间翁文灏认真考证历史上地图所采用的测量方法，经纬度测量的精度等。1930年，上海《申报》组织边疆旅行团赴边疆考察，丁文江、翁文灏和曾世英共同编纂了中国第一本有实测资料的《申报馆地图》。另外，翁文灏还善于结合野外考察和广泛查证资料，分析了中国的区域地理，如1925年发表了《中国山脉考》，1929年发表了《中国地理区域及其人生意义》，甚至在1929年负责清华大学增设地理系，1932年与竺可桢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地理学会。

　　除此之外，翁文灏晚年因年事渐高，导致外出活动减少，写诗逐渐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多次参加政协或民革举办的诗会活动。1961年初他写有《读诗随记》，1962年开始将所作诗记录在专门的簿子上，并名之为《碎锦集》。同时，诗的体裁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以七律为主，现在则五言、七言、律诗、绝句、古风均有。1964年往大连避暑时他还开始学习填词。诗的内容也丰富多彩，有外出视察和休养的见闻，有吟古的作品，有怀念故人和亲友，更有不少是追记自己过去的经历等等。可以说从1961年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五年间，是他写诗的丰收季节。1999年，团结出版社将翁先生的诗集加以整理，出版了《翁文灏诗集》一书。

　　纵观翁文灏一生的事迹，无论是“忧国忧民而求问西学”的一片少年赤子心，还是“杏坛忝占导锥指”的为中国地质学作出育人贡献的敬业教学生涯，又或是“家国兴亡责有关”的书生从政，他都是以一个书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特有气节，倾心泣血地耕织着一介书生的自强救国梦。

　　（此文根据有关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