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实维护国家能源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访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安徽理工大学校长袁亮

　　◎  本报记者 李德重

　　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理工大学校长袁亮聚焦新问题，深入研究淮河流域煤炭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深部煤层气高效开发和甲烷管控科技支撑、促进大型煤炭矿区产能接续、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支持力度等，为行业发展和改革提供更多的“干货”。

　　淮河流域煤炭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淮河流域煤炭资源大规模井工开采造成矿区地表大面积沉陷与积水、水土资源快速转换，长期、多煤层重复开采导致矿区生态环境处于长周期不稳定状态、复垦后土地再次积水，水土界面的不稳定性和难预测性导致土地复垦难度大、周期长。”谈及淮河流域煤炭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袁亮代表无不担忧地说。

　　淮河流域地跨豫皖苏鲁四省，煤炭储量137.62亿吨，占全国煤炭储量6.65%，产出全国1/7的煤炭，拥有14个亿吨级煤炭基地中3个（两淮、鲁西、河南），煤炭品质优良，炼焦煤附加值高，是华东地区重要能源保供基地和国家重要煤电化基地。截至2023年底，两淮矿区已形成采煤沉陷区约75万亩、积水面积约27.4万亩，预计每年新增采煤沉陷面积1.4万亩、积水面积0.6万亩，按照平均积水深度3米估算，积水区水资源在5.48亿立方米，相当于2022年淮南市、淮北市水资源总量的32%，采煤沉陷带来土地资源减少，但是水资源量可利用潜力巨大，造成煤矿区水土资源矛盾突出，急需统筹协调开发利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淮河流域两淮矿区在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作方面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但由于缺少流域层面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专项规划指导，缺乏采煤沉陷区治理重要基础理论、关键技术、重大工程科技支撑，矿区水土资源与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的矛盾仍然突出，不能满足淮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

　　为此，袁亮代表建议：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着力推动淮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在国家层面编制《淮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将采煤沉陷区动态变化的水土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纳入流域生态保护策略与流域水资源统筹管理，加大流域亿吨级煤炭基地沉陷区全覆盖综合治理国家专项资金支持，建立健全煤矿区资源补偿和生态补偿机制，对“皖电东送”等淮河流域中部资源型城市用地指标、沉陷区现状土地流变调查、居民避险搬迁项目享受保障房政策等予以细化和重点倾斜。二是支持开展基础研究、技术示范与重大工程建设，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支持煤炭生态环境保护国家工程实验室重组，设立高潜水位矿区低损伤安全绿色开采与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部野外实验基地。支持淮河流域煤矿绿色低损伤开采、采煤沉陷水域生态环境保护与水资源优化调控、采复耦合保土复垦与耕地质量提升等方面理论与技术研究，支持建设淮河流域采煤沉陷区水土资源保护与集约利用示范工程、水面光伏与制氢合成氨多能互补示范工程、水稻+经济作物+水产养殖+生物质能大农业开发示范工程，推动煤矿区平原水库-天然河流-管涵闸泵区域水资源高效协调开发、开采全过程沉陷区耕地-湿地-水域土地资源动态开发等重大工程建设，支持煤矿区生态环境调查、治理、开发利用等相关标准体系建设。

　　加大对深部煤层气高效开发和甲烷管控科技支撑力度

　　煤层气作为煤炭资源的重要伴生产物，主要成分是甲烷。据自然资源部2022年统计数据，我国埋深2000米以浅的煤层气地质资源量约为30.05万亿立方米，可采资源量约为12.5万亿立方米。然而，我国大部分富含气煤层属于低渗煤层，渗透率小于1毫达西的煤层占72%，较于美国、澳大利亚等产煤国家的煤层渗透率低2-3个数量级，造成普遍的煤层抽采煤层气难度大。此外，随着浅部煤炭资源的枯竭及开采强度的加大，我国煤矿开采深度正以每年8-25米的速度向深部延伸，部分矿井开采深度甚至超过1000米。深部煤层气开发将面临更复杂的构造、高瓦斯、高应力、低渗等条件，深部煤层气安全高效开发难度将更大。

　　袁亮代表告诉记者，近年来，我国煤层气（含煤矿瓦斯）年抽采量约240亿立方米。其中，煤矿瓦斯（井下抽采）抽采量约130亿立方米，这部分利用率仅约45％。此外，我国煤矿每年约370亿立方米的超低浓度乏风瓦斯未得到利用而直接排放。甲烷作为第二大温室气体，根据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来自化石能源甲烷的全球增温潜势是二氧化碳的29.8倍。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实现深部煤层气高效开发、甲烷管控或近零排放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袁亮代表建议应从三方面发力。

　　一是积极推动深部煤层气安全高效开发，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支持在深部煤层气安全高效开发领域具有领先创新能力的国家级科研平台，开展深部煤与瓦斯共采理论、智能抽采和低浓度瓦斯利用等基础研究，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国家部门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布局深部煤层气安全高效开发重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研仪器研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破解深部煤层气安全高效开发领域重大科技难题。二是加强煤矿甲烷管控的科技支撑，促进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支持完善我国煤矿甲烷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标准体系，加强对甲烷排放数据的评估，加大支持煤矿甲烷管控关键技术攻关。充分利用现有国际交流平台，加强煤矿甲烷管控领域国际合作。统筹考虑煤炭甲烷管控的安全、经济、环境效益，制定科学合理的煤矿甲烷管控目标和路径，加强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引导，发挥煤矿甲烷管控的综合效益。三是继续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深部煤层气高效开发和甲烷管控体制机制。由国家相关部门牵头，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综合协调管理机制，加强深部煤层气高效开发和甲烷管控的监管，推动煤层气开发企业主体责任落实落地。明确企业主体地位，鼓励支持建成一批深部煤层气高效开发和甲烷管控国家级示范工程或矿井。鼓励支持高校、科研院所等教研单位开展深部煤层气高效开发和甲烷管控基础理论及技术研究、培育和建设一流学科、培养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构建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形成“政-产-学-研-用”创新模式。

　　促进大型煤炭矿区产能接续

　　大型煤炭矿区是我国煤炭供应保障的重要支撑，为国家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近年来，由于受煤炭市场需求拉动、矿区高强度开发、煤炭产量大幅增加等因素影响，部分大型煤炭矿区可采资源量减少、服务年限缩短。同时，我国大型煤炭基地接续矿区建设滞后，产能接续面临新的困难。

　　据相关权威机构研究结果，2035年以前，我国煤炭消费总量仍将保持在40亿吨左右。为此，袁亮代表建议：

　　一是要加大资源勘查力度，增加后备煤炭资源储量，保障煤炭资源供应链安全稳定。站在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高度，科学确定大型煤炭矿区战略定位，加大煤炭资源勘查和资源评价工作力度，大力开展煤炭详查和精查，增加煤炭资源储量，提高煤炭资源支撑保障能力。

　　二是要支持大型现代化煤矿项目建设，优化煤炭产业结构，提升集约高效化水平。在控制产能总量的前提下优化煤炭生产结构，规划建设新的大型煤炭矿区，推动大型现代化煤矿项目建设，加快核准建设安全高效煤矿、大型现代化露天煤矿、智能化煤矿，鼓励支持深部煤炭资源安全开采试验矿井建设，增强大型煤炭矿区稳产增产的潜力。

　　三是要强化政策保障，加大资源配置力度，重点扶持资源枯竭矿区企业接续发展。在煤炭资源配置上向资源枯竭矿区企业倾斜，支持资源枯竭矿区大型煤炭企业建设资源接续煤矿，优化煤矿项目证照办理手续，促进煤矿项目如期建成达产。

　　加大对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支持力度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是推动煤炭消费革命、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途径。近年来，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成效显著。全国原煤入洗率由2012年的56%提高到目前的70%以上，大型煤炭企业原煤生产综合能耗由17.1千克标煤/吨下降到9.7千克标煤/吨，煤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超过10.3亿千瓦。煤制氢、煤基新材料、煤基特种燃料、煤基生物可降解材料等关键技术不断取得突破，煤炭与太阳能、风电等新能源组合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

　　但受煤炭机械化开采程度提高、露天矿开采比重增加、煤矸石排放处理代价高、煤矿保供稳价责任大等多重因素影响，近期原煤入洗率降低、动力煤热值下降的问题突出；现代煤化工产业中煤制油企业燃油税税负重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部分煤制油企业由于税负增加、企业亏损被迫压产或关停。现代煤化工产业通过将煤炭作为原料进行工业转化、提高煤炭利用效率、化工产品固碳等资源利用策略，生产多种清洁燃料和基础化工原料，对维护国家能源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实现“双碳”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袁亮代表建议：一是出台相关政策，加强商品煤质量管理。加强煤炭生产全过程管理，提高原煤洗选加工水平，倡导煤炭封闭运输和存储，提高商品煤发热量。强化市场监督调节作用，严格遵守国家有关煤炭质量的标准和规定，鼓励优质煤炭生产销售，防止低价劣质煤进入市场。二是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科技攻关。优化科技创新平台，加强煤炭高效清洁燃烧、煤基新材料、煤炭综合利用等领域前沿引领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项目研发，谋划建立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开展煤炭原位采选充、气化开采、大宗固废充填开采技术研究及示范。三是加大对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的政策扶持力度。明确现代煤化工作为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储备和技术储备的定位。建议将煤基特种燃料、煤基生物可降解材料等高端煤化工项目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录。开展现代煤化工产业税费负担状况调查，研究制定符合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特点和规律的税收政策，对煤制油企业生产的非油类产品停止征收燃油税，鼓励和支持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产业健康和创新发展。四是合理高效利用我国富油煤资源。开展陕西榆林、新疆哈密富油煤油气资源开发潜力和规模综合评价，研究编制富油煤开发利用规划，提升富油煤利用效率，提高保障我国油气能源安全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