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治伯和他的“说书戏”

2024.06.14 中国矿业报

　　◎ 张延伟

　　岁月的年轮冲淡不了镌刻在心底的记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书治伯的钦敬和牵念反倒与日俱增起来了。

　　早些年，乡村里修房盖屋、娶妻生子、老人过寿，乃至牛羊下崽等，为了图个吉利喜庆，都习惯于许愿还愿，多是花上块儿八角钱或是搲几瓢粮食作资，请说书艺人到家里来说上一两场书以示庆贺。而书治伯就是当时游走于乡间的众多说书艺人中的一个。他没进过学堂，斗大的字不识一升，硬是靠死记硬背从师父那学来一肚子的“大部头儿”，走南闯北唱了大半辈子的“说书戏”，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书治伯年轻时，他的“说书戏”在新郑、密县一带叫得很响，只要被人请去扎下场子，不辗转说唱一两个月很难返回家里来。他一人吃饱全家不饥，单靠这门技艺混饭吃，生产队里也不硬拦着，等他早晚从外面回来了，给老少爷们义务奉上几场“说书戏”，乐呵乐呵就算了事。

　　书治伯和书治大娘也是因说书结下的缘分。有回书治伯在密县苟堂说书，有个叫崔银花的姑娘痴迷上了他说的《杨家将》。书治伯在那说了个把月，《杨家将》的故事也才讲了大半，而崔银花却追着戏场子跑遍了那片村落的沟沟岔岔。到最后，崔银花便跟着书治伯回到村里来，成了“书治大娘”。

　　当然上面这些都是在生产队当会计的父亲讲给我的。我自己真正和书治伯发生交集，则是在1986年之后。那时候已经分产到户，家家户户不但有余粮而且有了存款，同时随着电影在乡村普及，逢着喜庆事人们改以放映电影的方式来庆贺，书治伯的“说书戏”逐渐失去市场，年近七旬的他只好“退休”。

　　尽管如此，每到晚上特别是冬日漫漫长夜里，书治伯住的窑洞里仍挤满了听他讲“古今儿”的叔伯大娘们。我家曾买下生产队里一个窑洞来养牛圈羊，恰巧与书治伯家相邻。而我当时中学毕业在家，白天接过伯父手中的鞭子放羊，晚上则睡在窑洞里与牛羊做伴，由此也“近水楼台先得月”地成为这些人群中的一员。

　　书治伯窑洞里的集会，一般是先“喷空儿”后“说书”，等人来得差不多了，书治伯就在八仙桌旁的椅子上正襟危坐，抬起右腿搭在左腿上，把一块厚厚的帆布搭在腿上，然后接过书治大娘递过来的二胡，抖动两下弓杆，根据发音调整一下琴弦，再拉动弓杆……如此反复几次，确保音效处于最佳状态。接下来，书治伯轻咳一声清清嗓子，拿起醒木朝桌子上“啪”地一拍：“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人也来得刚刚好了。咱们书接上回。”一阵抑扬顿挫、慷慨激昂的二胡声响过，书治伯接着说：“上回书咱们讲到……”才算正式进入角色。

　　书治伯常说的书既有《杨家将》《包公案》《三侠五义》《呼延庆打擂》等千转百回的长篇大书，也有单独成篇的精彩章节。他的声音略显沙哑却富有磁性，一开场就让人沉浸其中：一会装成叱咤风云的英雄好汉，正义凛然、无比威风；一会又扮作弱不禁风的花容娇女，羞羞答答，燕语莺声；忽而策马扬鞭飞奔，由远及近“哒哒哒”的蹄声让人如临其境；忽而两军对垒刀光剑影，耳畔处处都是铿锵之声……说到高潮处，书治伯眉飞色舞，一旁听书的如醉如痴，直到“啪”的又是一声醒木响过：“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大家才仿佛从梦中惊醒。

　　除了精彩的故事，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书治伯那两筒鼻涕，那鼻涕随着书治伯说书的动作上下抖动、欲滴还休，几乎要粘连到胡子上，实在令人忍俊不禁。可是书治伯却始终一副若无其事、无暇顾及的样子，直到一场书唱罢才腾出手来，捏着鼻子“哧哼”一下擤了，再弯腰抹在鞋底子上。

　　我陶醉于书治伯的“说书戏”里，逐渐摸清了其中的“套路”：先拉一段二胡，敲几下响板，然后讲一段儿故事；接着是边拉二胡边唱，唱词多是刚才故事的重复，只不过换了一种表达的形式。这样对听众来说，偶尔离开一会儿，也不影响对整个故事情节的理解和把握；而对说书者来说，如此反反复复、兜兜转转，一场书下来其实讲不了几段精彩故事。至此我才恍然大悟：书是“说”的，戏是“唱”的，而书治伯说中带唱、边唱边说，也难怪人们称他们这门行当叫“说书戏”了。

　　记得有一次，我在《今古传奇》杂志上读到一篇长篇章回小说《金狻猊传奇》，描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民间侠义之士宋卫琦、金洛水以及游击队员徐天亮等人为保护国宝金狻猊不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用鲜血和生命与日本间谍斗智斗勇的感人故事。我在被这篇小说深深吸引的同时，又在一个下雨天费了近两晌工夫完完整整地念给书治伯听。他说：“这要叫我去唱，半个月也唱不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果真就在他的“说书戏”里和大家一起重温了这段令人荡气回肠的故事。

　　书治伯说的书除了上面这些在“本儿”的，也有许多不在“本儿”的，多是他早年在外奔波说书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然后再结合自己的理解说唱出来，歌颂真善美，鞭笞假恶丑，教育和启迪身边人爱党爱国、尊老爱幼、孝敬父母、向上向善等，令我打心底里对书治伯这种现“买”现“卖”的本领愈发佩服。

　　曾经，因为书治伯和他的“说书戏”的浸润，我深埋心底的文学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更为我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用之不竭的营养。而今，书治伯已经作古，具有时代烙印的“说书戏”也淡出人们视野，然而我却始终忘不了乡间冬日里那个挤满人的旧窑洞，更清晰地记得一位鼻涕长挂的老人拉着二胡忘情说唱的身影。

　　作者简介：张延伟，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河南省禹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