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大咖谈之四丨如何深入推进兼并重组？

李新创：2016年，宝钢与武钢重组成立中国宝武；2019年，中国宝武成功重组马钢并实现对重钢的实际控制，粗钢产量达到9547.3万吨，成为世界第一大钢铁企业集团，也是我国第一个“亿吨级”的超级钢铁企业集团。2019年，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中信泰富特钢集团实现整体上市，成为全球最大专业化特钢集团，2019年粗钢产量达到1355.4万吨。建龙重工在黑龙江、吉林、宁夏、内蒙古等地重组步伐加快，2019年粗钢产量突破3000万吨，达到3118.5万吨。德龙钢铁重组渤海钢铁成立新天钢集团，新组建的德龙集团粗钢产量达到1783.5万吨，首次跻身全国粗钢产量前十大企业集团，位居第九位。

侯军：近几年来，我国钢铁行业持续推进兼并重组，既有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也有民营企业的跨区域重组。特别是2016年宝钢与武钢重组成立中国宝武；2019年中国宝武成功重组马钢，成为我国第一个亿吨级的钢铁“航母”。可以看出，钢铁企业的重组已经由前期的政府主导型更多地体现为市场主导型。通过重组，有效改善了原来钢铁企业小、散、弱的局面，使我国钢铁产业集中度得到提升。

李新创：2019年，我国钢铁企业粗钢产量前10位集中度较2018年提高1.6个百分点，上升至36.8%，但依然连续7年未达到40%，比“十二五”末仅提高了2.6个百分点；前4位钢铁企业粗钢产量只占22.1%，而美国、日本等国家和欧盟等地区排名前4位钢企产量占比均超过60%；与国内汽车、水泥等行业集中度有较大差距。产业结构分散、集中度低，导致钢铁工业在资源掌控能力、市场有序竞争、淘汰落后产能、技术研发创新、节能降耗减排等问题上缺乏行业约束力和自律能力，成为制约行业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钢铁行业兼并重组推进相对缓慢，究其原因，除了产业体量大、企业数量多之外，还有以下原因：一是投资主体和所有制束缚，主要是不同投资主体之间利益协商和不同所有制形式之间转换问题。二是地方政府利益牵绊，主要涉及各地政府的产值、税收、就业等敏感问题。三是配套政策措施不足，部分钢铁企业重组后存在人员多、财务负担重等问题。四是兼并重组效果难预期，重组主体往往担心在体制机制改革、业务整合、文化理念趋同等方面落实不到位，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侯军：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钢铁企业集中度仍然偏低。我认为，影响钢铁产业兼并重组的推进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地方利益的博弈、所有制的束缚等。

张志祥：从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来看，中国的钢材需求已经步入峰值平台期，钢铁产业将进入存量市场阶段。产业集中度低已成为制约钢铁产业发展的严重问题。

李新创：当前，钢铁行业已处于兼并重组的窗口机遇期，必须抓住当前机遇加快全行业兼并重组，“抱团取暖”，共同渡过行业低谷期。我国钢铁行业要想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区域号召力、专业影响力的大型钢铁企业集团，进而推动全国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继续组建世界一流钢铁企业集团。进一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行业龙头企业实施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兼并重组。除中国宝武外，可在北方再组建一家亿吨级世界一流超大型钢铁企业集团；在不锈钢、特殊钢、无缝钢管等领域各形成1~2家世界级专业化骨干企业，避免高端产品同质化恶性竞争。国家级战略性重组的推进与实施，将奠定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格局，夯实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基础。

二是推动产钢大省的企业重组。支持产钢大省按照市场化运作、企业主体、政府引导的原则，结合环境治理、布局调整和产业升级，鼓励优势企业以资产为纽带，推进区域内钢铁企业兼并重组，形成若干家特大型钢铁企业集团，提高区域产业集中度和市场影响力，彻底改变小、散、乱局面。

三是鼓励钢企发展平台经济。鼓励以企业为主体，发展优势互补的地方、特色钢铁产业平台经济，促进区域、特色钢铁企业的融合有序发展。比如在西南、西北等地区，以及不锈钢、特钢等领域共建产业发展平台。

四是深耕国际钢铁产能合作。钢铁行业具有投资强度大、产业关联性强的特点，是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参与者，河钢集团收购塞尔维亚钢厂、敬业集团收购英国钢铁，均表明中国钢铁有能力走向世界，与相关国家实现互惠共赢。未来，仍将有更多的优强企业、优势产能参与国际产能合作，重塑世界钢铁产业格局。

五是提升钢铁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围绕钢铁产业链安全建设，加强铁矿、焦炭、废钢等上游资源保障，抓好下游深加工产业和用钢产业发展，推动研发创新、物流运输、数据挖掘、金融服务等全产业链上的兼并重组，打通堵点、连接断点，提升要素保障，促进钢铁上下游、产供销协同发展，切实增强对产业链、关键环节、标准和核心技术的控制力，进而提升企业竞争力。

侯军：兼并重组是钢铁产业进行结构调整、提高产业集中度的基本途径。在推进兼并重组进程中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政府支持、企业主导、市场化操作。政府重在营造更为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建立科学的钢铁企业发展质量评价标准和体系，克服“重经营效益、轻社会贡献”的评价倾向，引导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公正地评价钢铁企业，特别是国有钢铁企业，营造国有钢铁企业与民营钢铁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妥善解决环保投入、产能置换、职工安置、资产处置、金融风险、资金支持、税收、薪酬等核心问题，确保重组取得实效；注重发挥国有企业的政治作用和经济优势，在推进兼并重组进程中成为主力军和区域主导。

未来，钢铁行业推进兼并重组要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以市场为导向，通过跨地区、跨所有制，继续组建世界一流的钢铁企业集团，通过建立有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的大型钢铁集团，促进我国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可以通过“控股、参股、合作”等多种资本运作方式，推动集约化产能提升、市场化联合重组；大力推进专业化整合，注重高质量重组。

张志祥：未来，只有推进以行业龙头企业为核心的兼并重组，成立10多家粗钢产量规模在5000万吨左右的大型钢铁企业集团，才能有效提升产业集中度，也才能具备应对风云变幻的市场形势的基础能力。另外，对于步入存量市场的钢铁产业来说，在进行兼并重组的同时，还必须与产业升级相结合。产业升级的主要路径是创新，钢铁企业必须在智能制造、绿色环保、产城融合、产业延伸、建立产业平台生态等5个领域加大创新力度。

夏文勇：兼并重组的方向和路径，我认为要更强调产业链协同，实现优势互补，重在做强做优。兼并重组不能一味强调做大，更应看重优势互补、做强做优。两家企业能不能进行兼并重组，要重点关注其人力资源、产品结构、销售渠道、原燃料采购、物流等方面；重组企业之间能否实现优势互补，做到资源共享、提升效率、降低成本，进而发挥产业链协同效应，让企业在兼并重组后真正实现“1+1＞2”。这样的兼并重组才是有意义、高质量的兼并重组。

朱军红：钢铁行业兼并重组受到智能制造、新技术推进或广泛应用的影响，特别是新基建。新基建有利于钢铁工业进行结构调整，科技进步。在这一方面，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投入较多，可能优势更大。企业通过技术投入、技术驱动，弥补企业在人员冗余方面的劣势，使多地协同、高效化管理成为可能，从而促进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