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入党故事 “猴子王”变成留苏生

1957年7月，我结束了留学苏联5年的学业，回国服务。如果有人问，被刘少奇同志封为“猴子王”的抗日儿童团团长，是如何变成留苏生的？那么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培养的结果。

1940年秋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来到了我的家乡，打败并赶走了盘踞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部队，从而开辟了苏北盐(城)阜(宁)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1941年1月，正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已无力大举进攻抗日根据地之际，国民党顽固派却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让当时在江南的新四军蒙受巨大损失，新四军军部也遭到了破坏。在此形势下，为了抗日救国大业，中共中央迅速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时任中共中原局(后改为华中局)书记的刘少奇同志为新四军政治委员，陈毅为代军长。

新四军来到盐阜地区后，在苏北根据地迅速剿灭了当地的残余土匪，一方面组织群众发展生产，使根据地人民过上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安居乐业生活。在这期间，新四军还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广大群众之中，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发动群众的工作，在农村中组织农会，在城镇中组织工会，在妇女中组织妇女救国会，在中学生中组织学生救国会，在少年儿童中组织儿童团。

当年我刚刚11岁，在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的村庄停翅港(又称亭子港)内的小学就读，上五年级，被委任为抗日儿童团团长。

儿童团有三项任务。一是联系与组织没有上学的孩子们，教他们识字、唱歌；二是学会演戏、写标语，到村子里向农民群众做抗日救国的宣传；三是在村庄及其附近交通要道轮流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查路条，捉汉奸。有一天傍晚，天还没有黑， 我和另外两个儿童团团员在村旁路口站岗，恰巧刘少奇同志从不远处漫步向我们走来。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就是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同志，只知道他是一位大干部。当时，他也就是40 岁左右，可是在我们这些孩子们的眼里，他是一位笑容可掬的慈祥长者。刘少奇同志来到我们中间，笑着对我们说:“你们儿童团是在放哨？”我们蹦蹦跳跳地回答说：“是！”刘少奇同志高兴地说:“很好，儿童团也可以干大事。”这时身旁的一位小朋友指着我对刘少奇同志说：“他是我们的儿童团团长。”刘少奇同志马上就抚摸着我的头笑呵呵地说:“噢，你是猴子王!”

时间过得很快，一瞬间就过去了十年。十年后，“猴子王”竟变成了留苏生，这是我当时做梦也未想过的事。这十年内的故事还得从1940年说起。

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来到我们盐阜地区，建立了苏北盐阜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了培养抗日干部和抗战胜利后建设祖国的人才，在刘少奇同志的关怀支持下，于1941年11月在阜宁县郭墅张庄办起了苏北第一所抗日民主中学，即盐阜区联立中学（简称盐阜联中）。

当盐阜联中的招生信息发布后，盐阜区的青少年欢呼雀跃，奔走相告，踊跃报名应试。我的长兄朱诚也丢下了小学教员的工作，报名考入高中部进一步“深造”。1942年夏，我在完成小学六年级学业毕业后，回到父母亲居住的家乡阜宁县前汪朱村，帮助家里干些放牛割草等农活。当时，已是共产党员的哥哥朱诚利用空闲时间，给我讲些共产党为人民和抗日救国的道理，辅导我政治常识等课程。在哥哥的帮助与带领下，我于1942年秋考入了盐阜联中初中部一年级，从而开始了在革命熔炉中接受系统教育的学习生活。

那是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在战争环境中办学，条件相当艰苦，校舍有的是空着的寺庙，有的是借用老乡家腾出来的房子。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按照半军事化管理。抗日战争虽处于相持阶段，但敌人还不时来扫荡，学校也无固定的校址和校舍，日本军队扫荡来了，我们学校就转移，敌情缓和了就恢复上课。就是这样，我们一直坚持着学习。

盐阜联中从建校一开始就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实行勤工俭学制度。当时根据地没有肥皂，军民生活很不方便，化学教师徐以达就带领我们一批同学进行制皂试验，经过几百次的试验，终于取得了成功。于是学校建设起一座小型化工厂来生产肥皂，供给根据地军民使用。稍后抗日战争进入了反攻阶段，为了尽快培养一批抗战胜利后的建设人才，学校于1945年5月改组成苏北工业专科学校，我被分到化工科学习化工知识和制造肥皂的技能。当时，我们一批高年级学生以工作为主，以学习为辅。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我们学校也辗转经淮安搬迁到淮阴城中，在原准阴师范校址内继续办学。为了加强对学校的领导，将我们划归于1945 年5月成立的华中建设大学领导，并改称华中建大附中。学校办的化工厂也改称华中建大附中化工厂。

抗日战争胜利了，人们原以为从此可以过上新的安静的生活，可以开始为建设民主国家而工作，谁知国民党反动派又背信弃义地撕毁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于1946年1月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从而又开始了为期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在解放战争期间，学校被迫分散，一部分师生随新四军主力北上山东和东北。时在华中建大学习的哥哥朱诚与嫂子季素和在附中学习的姐姐朱方都随军北上。一部分同学留在苏北视战争形势变化，时而分散回家，时而集中学习，就在这一年的1月17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和几个党员同学按组织决定，在徐以达老师率领下坚持留在苏北敌后游击区保护工厂仪器设备和伺机生产。这时我们工厂被划归新四军华中建设管理处，并更名为华中建设化工厂，从此，我们也正式成为新四军的一名后勤战士。每当战争形势紧张时，我们就转移打游击；每当形势比较稳定时，我们就生产肥皂、牙粉(当时还不会生产牙膏)和酒精，供坚持在敌后的军队使用。解放战争期间，由于我侦察敌情有功，使工厂及时转移免遭破坏荣立一等功。

人民在经历八年抗日烽火的锤炼之后，又经受三年解放战争的考验。但是历史并没有按照国民党反动派所想象的那样发展，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垮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在共和国诞生前夕，淮阴城解放之后，我们工厂由盐阜区重返淮阴城后又划归地方管理并改名为淮阴光华化学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培养建设新中国的各种人才，党中央在恢复国民党遗留的大学的同时，立即决策兴办一所培养干部的新型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校于1950年初开始招生，主要从工农兵和优秀青年学生中挑选具有相应文化程度者，经过考试和考核合格后来择优录取。当时，我在化工厂中工作已有4年，担任技师、车间间长、中共工党支部副书记和代理书记等职务，是工厂的劳动模范，又有高中文化，所以就在1950年春被党组织选送推荐，并在南京经考试合格后录取进中国人民大学工厂管理系冶金班学习。能够到北京，到新中国首都，到新开办的一所新型大学学习，本是一件从来没有想过的事，谁知在学习快满3年临近毕业的前夕，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1952年4月，党组织上又抽调我到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留苏预备班学习俄语，经过4个月的紧张学习和进一步综合考核后，决定派我去苏联学习经济，从而使我这个担任儿童团长的“猴子王”变成了留苏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