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脱煤能否加快能源转型

　　◎  本报记者 李平

　　近期，网上一个统计表格引起了全球能源人士的广泛关注。这个表格的名称叫《明确退出煤炭的全球金融机构清单》。这个清单包括了近百家全球金融机构，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承诺不再为与煤炭有关的项目和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从地域上看，这个名单不但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一些金融机构。

　　尽管低碳发展已经成为主流趋势，但一些国家仍坚持“拥抱”煤炭能源，使得全球范围“弃煤”进程仍未明朗。在这些国家组成的“保煤”团队中，美国无疑是领头羊之一，澳大利亚则紧随其后，纷纷都为新建燃煤电厂保留了空间。这也为完全弃煤打了个问号。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对目前仍以煤电为主的中国来说，如何进行能源转型？在金融机构纷纷弃煤和我们自设减碳目标的压力下，这显然是一个必答题。

　　金融机构纷纷脱煤

　　煤炭作为最重要的基础能源之一，曾支撑了全球的能源体系。然而，煤炭也是碳排放的最大“贡献者”。随着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推进，退煤已成为国际趋势。曾支持煤炭产业的金融机构需认识到：全球能源结构的转变是必然趋势，煤炭已进入逐步下行的通道，与其关联的主要产业的投资风险显著提升。

　　在全世界合力寻求全球变暖解决之道的大背景下，煤炭行业面临的气候风险正在加剧，而气候相关风险已影响到煤炭企业的资产价值、违约率等重要指标，进而传导为出资主体的金融风险。在明确退出煤炭的全球金融机构这份清单中，从类别上看，不但包括银行，还包括保险等机构。

　　这些机构中，有些明确表示不再为燃煤发电项目和企业提供融资，有些则是停止为一切与煤炭有关的项目提供融资。有的机构则规定了全面退出煤炭行业的时间表。有的则比上述机构出了更狠的招，不但不再为煤炭项目和企业提供融资，还要从现有的煤炭项目中撤资。也就是说，即使主业不是煤炭，但只要收入中有煤炭的影子，就不能从这家金融机构获得融资。

　　实际上，这个表格所列退出煤炭行业的金融机构只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打算弃煤或已经弃煤的金融机构没有出现在这个表格中。有人统计，仅2019年上半年，全球多家著名金融机构就发布了34项针对煤炭行业的撤资或限制性融资政策。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和商业智库Quartz于2021年4月发布的联合研究，煤炭行业的贷款利率持续上升。2010-2020年用于煤炭开采和煤电项目的贷款利差分别上浮了38%和54%，贷款成本已达到历史高点。

　　鉴于煤炭金融的风险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已陆续宣布退出煤炭/煤电项目的投融资。根据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IEEFA）的统计，截至2021年7月1日，全球已有140余家金融机构宣布退出煤矿和/或煤电投融资。

　　专家表示，虽说金融机构早在差不多10年前就开始弃煤了，但是全球如此大规模、大范围金融机构如此彻底地退出煤炭行业还是令人吃惊。这已经不只是风向标，而是一种浩浩荡荡、势不可挡的潮流了。在这种潮流之下，煤炭退出人类的能源体系应该是大概率事件了。

　　对于一个产业的生死，政府的态度当然很重要，但是资本的影响力亦无可替代。原因很简单，在现代经济体系之下，没有资本的支持，一切产业、一切企业的发展都是不可想象的，就如人失去了造血功能一般。

　　弃煤不能“一刀切”

　　实际上，今年以来，在减碳任务的压力下，各地加大了关停煤电机组的力度，部分地区出现“一刀切”的情况，快节奏地直接关停大批煤电，有的地区甚至提出了关停全部煤电机组的时间表。叠加二季度市场电煤价格迅速攀升，不少煤电企业陷入经营困难，同时也引发了局部区域用电紧张的局面，给电网安全带来挑战。

　　碳中和是一盘大棋，碳排放占比最高的煤电行业承担着重要责任。有观点认为，电力系统脱碳就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不尽快关停煤电机组，就无法把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请进来。长远来看，煤电给光伏、风电等新能源让路是电力零碳化的大势所趋，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煤电作为基荷电源，电网“压舱石”的地位很难改变，盲目去煤电恐将带来严重后果。

　　今年夏季一些地方出现电力供应短缺足以说明问题。我国目前整体电量富余，但局部地区局部时段存在电力缺口。今年暑期，全国多地气温持续攀升，日用电量屡次刷新历史纪录，广东、江苏、浙江、安徽、福建、陕西等11个省级电网负荷创历史新高。在最需要用电的时候，光伏、风电等新能源由于发电单机容量小、数量多、布点分散，且具有显著的间歇性、波动性、随机性特征，无法充当“援军”，保障电力供应的重担又重新落到了煤电身上。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中国电力行业年度发展报告2021》显示，2020年全国全口径发电量7.62万亿千瓦时，其中火电占比67.9%，风电、光伏仅占9%。虽然新能源装机近年来保持高速增长，但由于发电效率等问题，仍然难以满足较高的电力消费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于今夏向多家大型发电集团下发通知，要求限期提升电厂存煤水平，保障在用电高峰期不得出现缺煤停机的情况。假如煤电真在短时间内大面积减少，在电网负荷形势紧张的情况下，后果不堪设想。

　　即便在环保标准严苛的欧洲，并不可能完全去煤电。在碳中和道路上应如何对待煤电，更重要的是结合国情综合考量。作为一个贫油、少气、相对富煤的国家，煤炭长期占据我国能源结构的2/3。在新能源大规模消纳和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问题攻克之前，煤电在电力系统中仍将发挥重要作用。而随着电力市场机制不断健全，煤电可以通过辅助服务市场等获得合理收益，将更好地发挥出调节作用。

　　未来，煤电会从现在的基荷电力转变为调峰电力，成为一种保障性能源。结合CCUS（碳捕获、利用与封存），煤电同样有望实现零碳排放，在提供保障性电力的同时，保证电网灵活性。在碳中和愿景下，未来新能源发电、储能以及火电、CCUS可成为一个技术组合。因此，大可不必谈“煤”色变。

　　如何进行能源转型

　　“中国要实现‘双碳’目标，需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9月6日至8日，聚焦“碳中和愿景下能源转型与创新”的2021全球绿色发展高峰论坛在成都举办，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周孝信在论坛上提出“两个构建”。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中国煤电装机容量约为10.95亿千瓦，约占总装机容量的49.8%，历史性进入50%以内，但因能源密度高，煤电发电量占比仍高达65%左右。周孝信说，根据分析，到2060年，中国化石能源发电将基本清零，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以及水电、核电需占比99.5%，否则碳中和无法实现。

　　实际上，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和绿色能源，正是多位专家提及的中国实现碳中和的主要路径。其中，西部地区绿色能源开发颇受关注。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研究员唐元指出，青海、新疆、甘肃、西藏等西部地区拥有不少上亿千瓦等级的风光资源可供开发利用。他强调，在中国西部地区利用风光资源开发建设一批超大规模风光发电基地，形成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电力供给格局，这是从根本上扭转中国以煤为主能源供给格局的唯一出路。

　　“要实施碳减排，除了通过能源转型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还要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唐元认为，中国还需大规模植树造林，形成碳汇森林，并推荐利用荒山荒地发展油料能源林。

　　能源转型的另一大重点是电力系统转型。中国工程院院士、南方电网公司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立浧提出，未来中国要实施泛电气化，用电力来制氢、制甲醇。这就需要提升电力系统的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建设“透明电网”。“‘透明电网’就是整个电网要实现全面可见可制可控，通过信息技术、集成技术、通信技术、传感技术、控制理论和控制技术等，与电网电力系统深度融合，实现电网自由地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获取，智能分析。”

　　在电力储存技术方面，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管晓宏表示，氢能具有清洁、可再生、能源密度高的优点，氢燃料电池是一个较好的储存方向，氢能制备和储运技术正处于技术革命的前夜。因此，中国需特别关注光催化制氢技术、常温常压下的储氢技术以及氢燃料电池技术。

　　煤炭行业要怎么走

　　一边是“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将达到25%左右”的减排承诺；另一边是仍需要煤炭作为重要支撑能源助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煤炭行业应如何优化存量、转变生产方式、提高利用率，做好“减法”？

　　其实，这不是煤炭行业第一次做“减法”。从“十二五”到“十三五”的10年间，我国煤炭行业曾经历了两轮不同层面的去产能。

　　受国内经济增速下滑、能源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我国煤炭需求在2012年开始大幅下降，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导致煤炭企业效益普遍下滑，市场竞争秩序出现混乱。为扭转这一局面，2014年，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关于遏制煤矿超能力生产规范企业生产行为的通知》，明确指出，对于存量产能，各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要对所有合法生产煤矿的生产能力进行建档登记，煤矿年度原煤产量不得超过登记公布的生产能力；对于在建矿井，要求所有未经核准但已建成并组织生产的煤矿，一律停产；所有未取得采矿许可证和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煤矿，不得投入生产。

　　然而，上述要求并没有遏制住煤炭行业的产能过剩。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数据，2015年年底，全国煤矿数量为1.08万处，其中年产120万吨以上的大型煤矿1050处，比2010年增加400处，产量比重从58%上升到68%。

　　与此同时，另一个前所未有的民生话题——治霾，开始频现报端。经过多方测算，煤炭再次成为众矢之的。不论是产业层面还是民生层面，“减煤”都迫在眉睫。

　　2016年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自2016年起，我国煤炭行业要严格控制新增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和其他不符合产业政策的产能，有序退出过剩产能；从2016年开始，用3至5年的时间，再退出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较大幅度压缩煤炭产能，适度减少煤矿数量。截至2020年年底，我国累计退出煤矿约5500处，退出落后煤炭产能10亿吨/年以上，超额完成上述目标。

　　“双碳”目标下，“减煤”再一次成为硬指标，也是“双碳”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作为煤炭供给端的煤矿企业需要从源头入手，严控二氧化碳的排放。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国法指出，通过改善煤炭开发利用工艺、技术以及系统性的管理，可以提高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效率，减少煤炭用量。“这也是一种碳减排，而且比碳捕集和封存的减排量更大、更具经济性。”

　　人工智能、工业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机器人、智能装备等与现代煤炭开发利用深度融合的智能煤矿不仅可以提升煤矿安全生产水平，还可以提高煤炭的开采水平和速度，减少开采过程中不必要的能源消耗。运用数字技术实现智能化开采是未来煤炭企业转型升级、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

　　目前，我国已有不少煤矿开始尝试智能化转型。统计显示，截至2020年年底，我国已建成400多个智能化煤矿采掘工作面，采煤、钻锚、巡检等19种煤矿机器人在井下实施应用。随着煤矿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我国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生产效率明显提高，全国煤矿年人均工效由925吨提高到2600吨以上，增幅达181%。

　　去年12月，国家能源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公布了我国首批71家进入国家智能化示范煤矿建设的单位名单。预计到“十四五”末，我国智能化生产煤矿数量将在1000处以上。

　　除了煤电企业和煤炭企业外，我国还有约12%的煤炭消费用于石油及煤化工企业。近几年，煤化工企业一直尝试把煤炭变成材料，通过将碳“锁”在煤制品中达到碳减排的目的。

　　《2020煤炭行业发展年度报告》明确指出，“十四五”期间，我国要继续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支持煤炭分质分级梯级利用，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排放，提高煤炭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和价值。

　　尽管煤炭这一古老的能源一直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贡献着巨大力量，但顺应时代发展，努力实现“双碳”目标，将是煤炭这一能源“老兵”肩负的更大使命。